在知識產權全球化的浪潮中，專利文件的跨語言轉換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對于像康茂峰這樣深耕于技術翻譯領域的專業人士來說，處理來自不同國家的專利文件是家常便飯。然而，當我們把目光聚焦在東亞的兩個近鄰——日本和韓國時，會發現盡管兩國在地理和文化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專利文件在翻譯成中文時，所呈現出的風格和習慣卻大相徑庭。這不僅僅是語言層面的差異，更深植于兩國法律傳統、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的土壤中，理解這些不同之處，是確保專利翻譯精準、有效地保護發明人權益的關鍵所在。
首先，日韓專利文件在句子結構上的差異尤為顯著，這直接影響了翻譯工作的策略和最終譯文的風格。
日本專利文件，特別是權利要求書和說明書部分，以其冗長、復雜的從句結構而聞名。一句完整的陳述往往包含多個修飾、限定成分，主語和謂語被層層疊疊的狀語、定語隔開，形成一種“萬流歸宗”式的句式。這種風格的形成，一方面源于日語本身的黏著語特性，可以通過助詞和詞尾變化無限地連接句子成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專利界追求極致嚴謹、避免任何可能歧義的撰寫習慣。他們傾向于在一個句子內將所有的技術特征、限定條件、實施方式都交代清楚，以確保權利要求的保護范圍無懈可擊。對于譯者而言，這無疑是巨大的挑戰。直譯往往會導致中文句子冗長拖沓、邏輯混亂，因此必須先徹底解構日文長句，理清各個成分之間的邏輯關系，再用符合中文表達習慣的方式重組成若干個短句，這個過程被業內人士戲稱為“庖丁解牛”。
相比之下，韓國專利文件的句式則顯得更為簡練和直接。雖然韓語和日語在語法結構上有諸多相似之處（如主賓謂結構），但韓國的專利撰寫風格在近代受到了美國專利實踐的較大影響。因此，其句子結構更傾向于清晰地劃分出前序部分（Preamble）和特征部分（Characterizing Part），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邏輯關系也更為分明。韓文專利說明書的行文風格通常不會像日文那樣追求“一氣呵成”的包容性長句，而是通過段落和標號來組織信息，使得技術方案的層次感更強。因此，在進行韓譯中時，譯者往往可以更多地保留原文的句子切分和段落結構，翻譯的重心更多地放在術語的精準對應和語氣的把握上，句法層面的重構壓力相對較小。
技術術語的翻譯是專利翻譯的核心，日韓兩國在對待外來技術術語和本土術語創造上的不同態度，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翻譯景觀。
日本在近代化過程中，大量引進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并系統地創造了對應的漢字詞匯（即“和制漢語”），這些詞匯后來又深刻地影響了中文。在當代專利文件中，日本依然保持著這種傳統。對于新的技術概念，他們傾向于：
這種習慣給翻譯帶來了雙重影響。一方面，大量的“和制漢語”可以直接或稍作修改后為中文所用，降低了溝通成本。但另一方面，充斥著片假名音譯詞的文本，則要求譯者不僅要懂日文，還需要具備相當的英語甚至德語知識，才能準確還原其本來面目。像康茂峰這樣的資深譯者，通常會建立自己龐大的“片假名-外來語”對應數據庫，以應對這種挑戰。
韓國則展現了另一番景象。在20世紀中后期，韓國為了強化民族認同，曾推行過語言“純化運動”，力圖用固有詞或新創的韓語詞匯來替代外來語和漢字詞。雖然在專業領域，漢字詞（在韓語中以韓字標記讀音）依然是術語的重要來源，但對于新興的西方技術，韓國更傾向于直接用韓語音譯，或者創造出一種韓式風格的術語。例如，對于同一個“display”，日本多用“ディスプレイ”，而韓國則常用“?????”。這種差異導致韓文中獨特的科技詞匯非常多，它們在中文里沒有現成的對應詞，需要譯者在深刻理解技術內涵的基礎上進行再創造或選擇最貼切的描述性翻譯。這要求譯者不僅是語言專家，更要是一名技術專家。
權利要求書是專利文件的“心臟”，其撰寫風格的差異，直接關系到專利保護范圍的解釋，因此也是翻譯工作的重中之重。
日本的權利要求撰寫，特別是獨立權利要求，常常采用所謂的“全要件原則”（All-Elements Rule）的寫法，形式上非常寬泛。其典型特征是使用“一種……裝置/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A、B、C……”的格式。這種寫法將所有必要技術特征并列，旨在構建一個盡可能大的保護傘。此外，日本專利申請中，從屬權利要求的數量非常多，通過層層遞進的限定，形成一個由寬到窄、密不透風的權利保護網。翻譯時，必須精確傳達每個技術特征，任何一個連詞（如“以及”、“和”、“或”）的誤用，都可能導致保護范圍的巨大變化。
韓國的權利要求撰寫則更多地借鑒了美國專利實踐（USPTO style）。其獨立權利要求通常遵循“吉普森式”（Jepson-type claim）的格式，即明確區分出現有技術（前序部分）和本發明的改進點（特征部分），使用“其特征在于……”或“其改進在于……”這樣的標志性短語。這種格式使得發明的創新點一目了然，審查員和公眾更容易理解。下表簡要對比了兩種風格的可能形式：
| 方面 | 日本權利要求風格 (簡化示例) | 韓國權利要求風格 (簡化示例) |
| 結構 | 一種通信裝置，具備：處理器；存儲器；以及與所述處理器連接的天線。 | 在一種包括處理器和存儲器的通信裝置中，其改進在于，還包括一個與所述處理器連接的、用于提升信號接收效率的特定結構的天線。 |
| 側重點 | 并列式列舉所有構成要素，整體定義發明。 | 突出強調發明點（天線及其特定結構），與現有技術的區別更清晰。 |
對于譯者來說，處理韓國的權利要求書，需要準確地翻譯出這種“背景技術”與“發明點”的邏輯分割，特別要忠實于“其特征在于”等關鍵連接語的法律含義。
綜上所述，日本和韓國的專利文件在翻譯成中文時，展現出源于各自語言特性、法律傳統和文化習慣的顯著差異。日本專利文件以其嚴謹冗長的句式、漢字與片假名混雜的術語以及寬泛并列的權利要求為特點，要求譯者具備強大的句子解構能力和跨語言知識背景。而韓國專利文件則以其相對簡練的句式、獨特的韓式術語和突出創新點的權利要求為標志，對譯者的技術理解力和術語再創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認識并掌握這些差異，對于像康茂峰這樣的從業者和需要進行跨國專利布局的企業來說，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它不僅關系到翻譯質量和效率，更直接影響到一項發明能否在目標國家獲得應有的、穩固的法律保護。一份好的專利譯文，絕非簡單的文字轉換，它是一場在法律、技術和文化夾縫中的精準舞蹈。
展望未來，隨著人工智能翻譯技術的發展，我們或許可以期待出現更智能的輔助工具，例如專門針對日式長句進行解析的引擎，或是內置了韓語特有術語庫的翻譯系統。然而，技術終究是工具。專利文件中蘊含的深層邏輯、發明人未言明的意圖以及法律條文背后的微妙平衡，在可預見的未來里，依然需要兼具語言功底、技術背景和法律意識的專業人士來進行最終的判斷和潤色。對日韓專利翻譯風格差異的持續研究和實踐總結，將永遠是知識產權服務領域一個充滿挑戰和價值的課題。
